不敢思变，但是思退的尽头多少带点思变的味道罢了。主要的目的其实是为“三纲”论增加一些合理性罢了。
说白了，就是为了强化“思退”的基本方针政策。多添些观点，到时候万一主观上出现偏差，我也多个工具来矫正我的想法。
先举个例子
上篇文章里，我举了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里的王用汲作为知县，在省里议事时痛陈利害的例子。这里我还是基于这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朕要做太子
首先背景是：省里想改稻田为桑田，这样可以多产丝绸出口海外，以环节财政危机。但丝绸是手工业，虽不如现代工业，但多少还是有点规模效应。所以省里筹划着让百姓把田卖给大户，这样大户好集中生产丝绸。
这次我们看王用汲说了什么。以下是他说的内容的精简版（原话可以看下面视频里2分22秒开始的部分）：
省里洪水分洪，淹了一个县大概一半百姓的田。如果按照省里的计划，让老百姓今年把天卖了，来年租田种，考虑租金，再考虑桑田不能吃得再换粮食，一年全家到手小于150斤粮，一天不够3.5两。各位领导，你们一天3.5两吃的够吗？
各位领导，你们的决策关乎几十万人的性命！己溺己饥！
总结一下王用汲的发言，其实就两个点：1. 省里的安排有理论漏洞；2. 道德绑架。
然而，上次也说了，北面蒙古入侵，东南倭寇入侵，要打仗。打仗是很烧钱的，不改稻为桑，就没办法效率最大化。效率不够就补不齐朝廷的亏空。补不齐亏空前线就没办法打仗。打仗输了那就不止是一个县生灵涂炭了。
现实是残酷的，战争时期，省里的领导给出这样的政策已经是承担了很大的压力的了。这些省里的大员，为了大局，连承担千古骂名的觉悟都已经做好了。
剧中王用汲是刚刚上任不久，所以省里还没有on boarding的很好。我这里不想评价战争失败血流千里的人命和一个县的人命之间的轻重，这是一个典型的电车难题。永远都是见仁见智。
不信你看，到了现在2022年了，居然还有影视剧说王用汲是好人，郑泌昌是贪官污吏。实在是离谱之极。
这里我也不再重复三纲五常的基本伦理。我这里的点是，王用汲缺少有一个偏见：一个县【区区】十几万人的性命，对比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一百九十九州一千一百四十九县根本不值一提。
很多问题就是两难，两难之所以难不是在于左右都会遭受损失，如果只是如此，那一句“两害相权取其轻”不久完事了？
真正难就难在，孰轻孰重。
“偏见”和“迷信”作为工具
偏见和迷信虽然不怎么讲道理。但是正是因为不讲道理，所以才能有统一价值取向和判断的作用。
价值取向和判断要是能靠逻辑推演推出来，那可真就是天下大同了。然而事实是，粽子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2022年了，也没有一个国家标准。
再举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危重病人要不要切管？切，大概率是徒增痛苦；不切，放弃了生的希望。
假设切管抢救回来的概率是$p$，切管的痛苦值是$x$，生命本身的价值是$y$，则显然，切管与否取决于$p\cdot y$和$x$的大小关系。
$p$的值我们不需要关注，我们只需要关注$x$和$y$的值。因为往往人们会偏见或者迷信的给这两个变量赋以不着边际的值。
就像是，“变化高于计划”一样。其背后说到底只是一种价值取向，无关对错，偏见/迷信罢了。
逆行的危害
犹豫不决
如同上面切管的例子，不怕有人说$x=+\infty$，也不怕有人说$y=+\infty$，怕就怕$x=+\infty, y=+\infty, x-y=C$，其中$C \neq \pm\infty$。
说白了就是没有一个统一成形的价值观。
四不像
人有时候是会对自己的能力做出过高的估计的。面对两难，往往会想着“我全都要”，整一个骚操作来采众家之所长。
然而，当想到“采众家之所长”的时候，要多想想是不是其实是在“采众家之所短”。
比如选择切管挽救病人生命的同时，给他一针氯化钾来减少病人的痛苦。
“偏见”和“迷信”的来源
一个国家要有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一个企业要有一个企业的卖点；一个团队要有一个团队工作方式；一个家庭要有一个家庭的主心骨；一个人要有一个人的立场。
要是各个都学王用汲，拿一个县的价值观作为基准来评价。那是听北面抵御蒙古入侵的县的还是听后方后勤保障的县的？
只能是老百姓听县里的，县里听省里的，省里听京里的，京里听皇上的。
所以，说回来，还是基本的三纲五常。
